矿世英雄

就此，当代中国社会性规制中的约谈工具构成了一种内在矛盾体，市场约谈工具与科层约谈装置不仅在法律规范上被并存架构，同时，在制度效果上，也聚合内嵌于社会性规制的中国实践中。

第23条明确哈尼梯田文化景观资源的开发利用，应当体现当地的民族文化、自然遗产风貌，设置的游览区和相关经营服务项目应当符合哈尼梯田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属性。（二）实质重合：自治立法权的充分行使 所谓实质重合，是指一般地方立法权的特征和自治立法权的特征在X事项上呈现结构性耦合。

[52]虽然在阿列克西（Robbert Alexy）那里，法安性存在和实质正义的价值相衡量的边界，[53]但目前既有自治立法的形式误差显然尚不足以触及实质正义的价值的底线。一方面，在理论上，这些单行条例无论是规范基础抑或是效力延续均呈现明显的形式瑕疵，比例原则的衡量结果显示，这些单行条例的修改不足以被一并纳入法安性理论的射程。[7]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61、277页。根据《立法法》76条，规定本行政区域内重大事项的地方性法规只能由自治州人大制定。[57]当然，理论上仍可提出该情形的解决方案。

[5]有学者就此进行了初步尝试，可参见潘红祥：《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的科学配置与规范协调》，以及冉艳辉：《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常委会行使自治立法权之合理性证成》，两篇文章均载《立法法修改与民族立法学术研讨会暨湖北省民族法学研究会2015年年会论文集》。第一，可以（而非应当或得[13]）的表述说明并非所有自治立法均涉及变通规定。另外两种常见的行政规则是行政机关将已经存在的先例进行汇编后制作的指导性范本(这种特别的范例或指导并无独立的身份，它只是对现存先例的汇编，并不制定新的法律，也不是解释)，以及基于特定主体的要求发布的咨询意见。

其四，将行政规则制定权定性为立法权的授予，可能导致传统法治逻辑即法律与行政的关系无法维继。非基于法律授权，而是基于行政机关自身职权而制定的行政规则，具有行政拘束力。与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则以法律的扩展与创新为主要内容不同，解释性规则是解释现存立法的结果。[69]美国的行政规则体系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需要议会(法律)授权的立法性规则，另一种是无需议会(法律)授权的非立法性规则，后者主要包括解释性规则和政策说明，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

[81]行政机关为了实施法律赋予它的责任，可以制定程序性规则。另一种则是行政主体在行政立法以外建立的普遍规则，不具有行政立法的法定标准，也不属于法的渊源。

其次，应当满足有效法律授权的条件。行政机关制定这些规则主要是为行政机关和相对人提出行为指引。[72]在德国，如果法律规定授予行政机关的权力可以进一步被授权，那么这种再授权应当由规章实施。[90]参见前注[57]，科尼利厄斯·M·克温书，第5页。

行政机关开始拥有自治权的过程，被部分学者称之为去法律化的过程：为行政主体提供权能使其能够在法律所能触及的范围之外运行。[33]See Werhan, K, Delegalizing Administrative State, 48 U. ill. L. Rev423(1996)， p.434. [34][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9页。学者使用Judicial Rule-making Power指代司法机关制定程序性和司法性规则以指导本院和下级法院审理案件的权力。[33]如果把法律比作法网，行政权的自治空间就存在于法网未能覆盖之处以及法网的缝隙之间。

其三，立法者授权行政机关制定规则的目的是为了使行政机关更好地执行法律而不是创制法律。[76]再次，宪法构成合法政府利益的基础。

在中国，比较特殊的情况是，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这种制度设计实际上是强调行政权大于立法权，虽然有利于中央统一政策，但是本质上是行政权对立法权的侵入。在中国，行政立法与行政规则的二元划分产生的不良效果更加明显。

其关键权能是自治权，在其自治空间内，享有制定规则的裁量权，建构内部行政法体系。[53]行政规则中对公民诉求、意志和利益的回应，彰显了行政制规权的建构性。当然，法律授权并没有改变行政制规权的性质，亦不能将行政规则变为法律。经济学研究显示，当人们认为他们受到一个受尊敬的权威支持时，更可能采取并遵守利他规范。其次，应当建构我国的行政规则体系。[90]其二，行政规则建立规制目标。

[2]法规命令是指行政机关发布的法律规范。[82]在Phelps v. Sallee案中，[83]银行和证券监管部的程序性规则被宣布无效。

其中，解释功能是基础，建构功能是补充，创制功能是例外。内部组织性和程序性规则主要是规定行政机关内部运行实践的规则。

第一，法律授权赋予行政规则法律效力。[44]参见[美]杰里·L·马肖：《创设行政宪制：被遗忘的美国行政法百年史(1787-1887)》，宋华琳、张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行政机关制定的技术规程和标准，成为公民和组织遵守以及行政机关执法的最直接依据和标尺(如汽车排放尾气标准的变动会直接影响汽车的生产者、消费者的利益及他们的判断)。因为如果受其影响的相对人可以合理相信拒绝服从将带来不利后果(如申请遭到拒绝)，那么一项文件便具有实际的约束力。由于宪法具有根本性和创制性，因而行政规则中体现对宪法理解、发展宪法的内容，凸显其创制功能。另外，我国各级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县级以上)在宪法和政治上的职权和责任具有同构性，但其制定规则的效力和权能却颇为不同。

实践中，法规命令和行政规则的界限总是引发难题，而这反过来表明两者的原始区别：法规命令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外部法，而行政规则是只约束行政机关的内部法——本身就存在问题。技术规则构成了规制国真正有约束力的规则体系，构建了基本的规制秩序。

至少应当认为行政法规的效力与地方性法规的效力是平等的，发生争议时须交由全国人大进行裁决。其三，行政规则建构新的社会规范，从而引导社会秩序。

[22]叶必丰、周佑勇：《行政规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再次，缺乏统一的理论性概念。

法律与行政规则的关系以及行政制规权的解释权能决定了，行政规则的基础功能和目的在于识别和执行法律。又如，美国自由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对于公民权利法案的解释。这些部门依据法律授权制定的规则便是立法性规则，应当遵守立法性规则制定程序的要求。德、日基本上在遵循法规命令与行政规则二元划分基础上，再对两种规则进行内部细分的逻辑。

首先，行政规则的解释功能。目前，我国行政规则效力位阶大体上是以主体的地位为标准的，即行政法规高于部委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之间效力相等，上级政府规章高于下级政府规章。

制度上的缺陷，往往源于理论上的桎梏。[39]早在1920年《矿产租赁法》和1934年《泰勒放牧法》中，美国国会便授予行政机关影响公共土地交易的立法性裁量权。

这两种分类标准都存在很大的逻辑漏洞。[77]See Louise Weinberg, supra note62，at1077. [78]See Ralph F. Fuchs, supra40, at86. [79]See Robert F. Fuquay, Rule Making and Adjudication in Florida Administrative Law, 9 U. Fla. L. Rev.260(1956)., p.267. [80]See Kenneth Culp Davis, Administrative law text, West Pub. Co, 1972, p.126. [81]See Philadelphia Elec. Power Co.v. Federal Power Comm'n, 156 F.2d 648(3d Cir.1946); Brown Brockmeyer Co.v. Roach, 76 N. E.2d 79(Ohio 1947). [82]Hennessy v. Bischoff, 240 S. W.2d 71(Ky.1951). [83]529 S. W.2d 361(Ky.1975). [84]Colin S. Diver, supra note 12, at 440. [85]参见前注[57]，科尼利厄斯·M·克温书，第7页。